一部《质量法》罩不住一个服装吊牌？

　　日前，随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锤定音”，历时两年的关于职业打假人起诉衣恋公司工作装吊牌“生产厂名、厂址”标注问题案，终尘埃落定。业内人士称，“此案具有广泛的行业指导性，也暴露了纺织行业内站法空白亟待弥补。”
　　打假人抓出“工作装标识标注”问题
　　2013年10月16日，余定勇在重庆市大都会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条scofield（斯考菲尔德）牌男式运动长裤，价格为1080元。裤子的吊牌上载明：“经销商：衣恋时装（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闵行区龙吴路5888号；创造地：平湖市。”
　　据知道，衣恋公司享有scofield（斯考菲尔德）商标使用权，但并不是该品牌的生产商，衣恋公司托付多家创造厂商加工旗下产品，其中余定勇购买的工作装款号，是由衣恋公司托付嘉兴好兄妹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的。
　　余定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厂商存在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在和商家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余定勇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所购产品吊牌上未标示生产厂名与厂址，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与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且符合“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与厂址”的规定为由，提出赔偿要求。
　　一件长达两年、经历3次审理判决的“工作装标识标注案”的序幕由此揭开。
　　“工作装标识标注案”一波三折
　　2014年2月27日，负责一审的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表示，余定勇援引的《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站法本意在于：区别产品的生产者、产地以及在产品浮现质量问题时可及时、精确地对生产者进行追溯，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质量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展，近年来浮现了代客加工、托付生产等多种生产模式。而此案涉及的工作装亦属托付加工的产品，衣恋公司作为托付方应系产品的实际创造者，对产品质量负责。
　　由此，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该合格证上标注衣恋公司的厂名及地址并不违反产品质量法之规定，亦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余定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二审中，余定勇向法院提交的两份整改通知书改变了案件的走向。这两份由重庆工商行政部门开出的通知书载明：“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解放碑商都销售的scofield牌工作装，其产品标签上无生产厂厂名与厂址，其行为违反了《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构成了经营产品标识不合法的行为，并根据《质量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责令相关公司30日内纠正上述违法行为。”
　　2014年6月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太平洋百货退还余定勇货款1080元并赔偿损失1080元。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太平洋百货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5年3月13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重审，审理终认为：“本案衣恋公司工作装标识以经销商的名义标注了名称与地址，其虽然没有明确其为生产者，但一旦产品浮现质量问题，消费者仍可以其为‘经销商’追究法律责任，在主观上没有欺诈的动机；同时在客观上也不存在告诉虚伪情况而实施欺诈的行为。”
　　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二审的判决；重庆太平洋百货退还余定勇购物款1080元；驳归余定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并且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太平洋百货承担。”
　　法律法规更新不及时留下“空子”
　　完管“工作装标识标注案”尘埃落定，衣恋公司对相关产品的吊牌也已进行了更正。但案件双方并不中意，关于吊牌标注及《质量法》的有关规定等问题也在持续发酵。
　　案件当事人余定勇告知记者：“终审结果还是有肯定的瑕疵，判决对我们诉讼双方的请求都没有支持，而是采取‘折中’的方式，按照法律来说这是不同意的，也有失公允。”
　　衣恋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则告知记者：“某些以钻法律空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他还举例道：“一些所谓的打假人，在超市与商场，特意寻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商品，并且全程录像，终目的就是索赔。”
　　这件由小小的工作装吊牌引发的案件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颇具争议。工作装纺织行业协会、全国纺织品标准化委员会、国家标准化治理委员会等部门均参和其间。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曾在相关复函中明确表示，纺织品与工作装应该标明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创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与地址。托付加工时，则应该标明托付方的名称与地址。
　　而重庆渝中区、南岸区、江北区、万州区工商局以及两江新区市场质量治理局的相关文件则显示，案件中标明托付方的名称与地址的吊牌标识标注违法。
　　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认为：“此案一波三折的重要的缘故，在于纺织行业的法律法规，没有随着社会进展及时得到更新，造成现行的《质量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能兼顾到多方权益。”
　　6月9日，记者从重庆工作装纺织行业协会知道到，该协会还在开会商讨关于工作装标识标注的相关问题，以期今后幸免类似情况发生。